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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岛点头。“有几件事必须告诉你。首先，佐伯去世了。心脏病发作。星期二下午伏在二楼房间写字台上死了，我发现的。猝死。看上去不痛苦。”
我先把背囊从肩头拿下，放在地板上，然后坐在旁边一把办公椅上。
“星期二下午？”我问，“今天星期五，大概？”
“是的，今天星期五。星期二领人参观完后去世的。或许应该更早些通知你，但我也一时没了主意。”
我沉在椅子里，移动身体都很困难。我也好大岛也好都久久保持着沉默。从我坐的位置可以看见通往二楼的楼梯：擦得黑亮黑亮的扶手，转角平台正面的彩色玻璃窗。楼梯对我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因为从楼梯上去可以见到佐伯，而现在则成了不具任何意义的普普通通的楼梯。她已不在那里。
“以前也说过，这大约是早已定下的事。”大岛说，“我明白，她也明白。但不用说，实际发生之后，令人十分沉重。”
大岛在此停顿良久。我觉得我应该说句什么，可话出不来。
“根据故人遗愿，葬礼一概免了。”大岛继续道，“所以静悄悄地直接火化了。遗书放在二楼房间她的写字台抽屉里，上面交待她的所有遗产捐赠给甲村图书馆。勃朗·布兰自来水笔作为纪念留给了我。留给你一幅画，那幅海边少年画。肯接受吧？”
我点头。
“画已包装好了，随时可以拿走。”
“谢谢。”我终于发出声音了。
“嗯，田村卡夫卡君，”说着，大岛拿起一支铅笔，像平时那样团团转动，“有一点想问，可以吗？”
我点头。
“关于佐伯的去世，不用我现在这么告诉——你已经知道了吧？”
我再次点头：“我想我知道。”
“就有这样的感觉。”大岛长长地吁了口气，“不想喝水什么的？老实说，你的脸像沙漠。”
“那就麻烦你了。”喉咙的确渴得厉害，大岛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
我把大岛拿来的加冰冷水一饮而尽。脑袋深处隐隐作痛。我把喝空的玻璃杯放回台面。
“还想喝？”
我摇头。
“往下什么打算？”大岛问。
“想回东京。”我说。
“回东京怎么办？”
“先去警察署把以前的情况说清楚，否则以后将永远到处躲避警察。下一步我想很可能返校上学。我是不愿意返校，但初中毕竟是义务教育，不能不接受的。再忍耐几个月就能毕业，毕了业往下就随便我怎样了。”
“有道理。”大岛眯细眼睛看我，“这样确实再好不过，或许。”
“渐渐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可了。”
“逃也无处可逃。”
“想必。”我说。
“看来你是成长了。”
我摇头，什么也没说。
大岛用铅笔带橡皮的那头轻轻顶住太阳穴。电话铃响了，他置之不理。
“我们大家都在持续失去种种宝贵的东西，”电话铃停止后他说道，“宝贵的机会和可能性，无法挽回的感情。这是生存的一个意义。但我们的脑袋里——我想应该是脑袋里——有一个将这些作为记忆保存下来的小房间。肯定是类似图书馆书架的房间。而我们为了解自己的心的正确状态，必须不断制作那个房间用的检索卡。也需要清扫、换空气、给花瓶换水。换言之，你势必永远活在你自身的图书馆里。“第49章 再见，卡夫卡君（下）我看着大岛手中的铅笔。这使我感到异常难过。但稍后一会儿我必须继续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至少要装出那种样子。我深深吸一口气，让空气充满肺腑，将感情的块体尽量推向深处。
“什么时候再回这里可以么？”我问。
“当然。”大岛把铅笔放回借阅台，双手在脑后合拢，从正面看我的脸，“听他们的口气，一段时间里我好像要一个人经管这座图书馆。恐怕需要一个助手。从警察或学校那里解放出来自由以后，并且你愿意的话，可以重返这里。这个地方也好，这个我也好，眼下哪也不去。人是需要自己所属的场所的，多多少少。”
“谢谢。”
“没什么。”
“你哥哥也说要教我冲浪。”
“那就好，哥哥中意的人不多。”他说，“毕竟是那么一种性格。”
我点头，并且微微一笑。一对难兄难弟。
“嗳，田村君，”大岛盯视着我的脸说，“也许是我的误解——我好像第一次见到你多少露出点笑容了。”
“可能。”我的确在微笑。我脸红了。
“什么时候回东京？”
“这就动身。”
“不能等到傍晚？图书馆关门后用我的车送你去车站。”
我想了想摇头道：“谢谢。不过我想还是马上离开为好。”
大岛点点头。他从里面房间拿出精心包好的画，又把《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递到我手里。
“这是我的礼物。”
“谢谢。”我说，“想最后看一次二楼佐伯的房间，不要紧的？”
“还用说。尽管看好了。”
“您也一起来好么？”
“好的。”
我们上二楼走进佐伯的房间。我站在她的写字台前，用手悄然触摸台面。我想着被台面慢慢吸入的一切，在脑海中推出佐伯脸伏在桌上的最后身姿，想起她总是背对窗口专心写东西时的形影。我总是为佐伯把咖啡端来这里，每次走进打开的门，她都抬起脸照例朝我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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