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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下就知道了，”我说，“照我说的去做，然后看看情况会怎样。”
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说：“我们怎么说也是受人尊敬的电气工程师，我想我们对自己的行当总有些发言权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白板前，给我讲起了电流如何通过电路的原理。我知道他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甚至敢对我这样的暴君直言以对。然而，他没有注意到，他的同伙们此刻正一个个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就像一群羊羔，眼看自己的一个同伴将被狼吃掉，却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我双手合十，开始默默祷告，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教育完我之后，我尽力用最轻柔的声音问他：“抱歉，您尊姓大名？”
“杰夫。”他说。
“杰夫，好的。杰夫，请你现在就放下白板笔离开这座大楼，并在安全检查点摘下自己的徽章。今天下午开始迈克将会接替你的工作。”
“什么？我被解雇了？”
“你知道，”我说，“你有些过火了。你只是一名工程师，不是吗？”
那天晚些时候，迈克·迪斯莫尔来找我，说杰夫并不是有意的，他的家里遇到了困难，妻子的病已到了晚期，他们还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还瘫痪在轮椅上，需要特殊照顾，等等。
“是吗，”我说，“我不知道这些。”
他站在那里，等着我发话。
最后，他忍不住说：“那么怎么办？”
我说：“迈克，你的监督人是谁？”
“特德·鲁宾斯坦。”
“好的，等一下。”
我按下扬声器电话，告诉贾瑞德接通设计部特德·鲁宾斯坦的电话。
特德接起了电话。我说：“特德，我是史蒂夫，我与迈克·迪斯莫尔在一起。我现在让他到你办公室去，你将他解雇，然后准备一下有关的资料。还有，迈克手下还有个叫杰夫什么的，他也一并解雇。详细情况你问迈克吧。”
“好的。”特德说。
迈克站在那里，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将椅子转了转，不再看他，开始在电脑上查收邮件。过了一会儿我转过头，他还站在那里，像《指环王》里的红毛怪物，不停地握着自己的拳头。
我再一次告诉贾瑞德，要他命令安保部门派艾维和尤里过来。“告诉他们带上泰瑟枪。”我话音刚落，那只怪物便迅速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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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小时候被人拿砖头砸过脑袋吗？
日期不清。心情：忘记
经常有人问我，我的管理风格是什么，特别是自从我在斯坦福大学发表那次演讲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我是一个思想多么深邃的思想家。互联网上有传言说那次演讲的稿件不是我自己写的，而是找人代笔。对此我只能说：随便你们怎么猜吧。我的确找人为我纠正了几处语法错误并做了几处润色，但实际上为这篇稿子我光收集资料便花费了半天时间。
像苹果公司其他事情一样，我的管理方法的确与众不同。对于东海岸的管理专家（比如杰克·韦尔奇）的传统观点，我从不敢苟同。比如，韦尔奇说，要多做总结，使人们时刻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却认为绝不可这样做。正相反，千万不要使人们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些什么，要让他们感到迷茫和恐惧，否则他们便会沾沾自喜。创造性往往来自恐惧。设想一下，一名画家、作家或者作曲家之所以疯狂地工作，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饿死。这便是创造伟大的源泉。苹果公司和皮克斯公司也是这样，员工们每天都会认为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因此他们每天都会疯狂地背水一战。这点请相信我。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恐惧能够管大用。看看那帮底特律的家伙们造出的蹩脚汽车吧，那是因为他们从未有人被解雇。相比起来，越南的血汗工厂造出的东西就是好，影片《桂河大桥》里的那座桥也是如此。这座桥造得好，并不是因为英国人是完美主义者。我喜欢英国人，虽然他们的工艺水平并不值得称道。你开过美洲虎汽车吗？懒惰、愚蠢的英国人之所以造得出这样的好车，是因为他们害怕高效和野蛮的日本人。将人们置之死地，他们才能玩儿命工作。
当然，我们不能当真将员工置于危险的边缘，但我们必须要让他们感觉到危机的存在。这需要采取许多心理措施。看看我们取得的成就吧。如果我们的工程师不能认识到，每出现一个程序错误便会有一人卷铺盖卷儿，那么我们永远也造不出OS X这样性能可靠的系统。
另外，我还有一个管理秘诀，那便是不必用能力最强的人。只要你能唬住他，你便可以雇任何人。问题的关键还是那两个字：害怕。这不仅适用于生产线和工厂的工人，也适用于其他员工，包括高层管理人员甚至是董事会成员。因此，这一规则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结论：只有那些傻瓜才能得到提拔。但也不是每一名傻瓜都可以，他必须还得自我感觉良好，并且易于掌控。实际上，这样的人很容易发现。麦肯锡公司的顾问们个个都是不错的候选人。
MBA们认为，你需要制定高标准，使人们知道自己的目标并对其孜孜以求。对此，我的意见略有不同：你应当制定出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并且不要告诉他们这一目标到底是什么。你还要告诉他们，如果不能实现目标，你便会炒他们的鱿鱼。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吗？他们都会变得疯狂起来。原因何在？因为人一旦疯狂起来，其创造力和工作效率便会大大提高。每一名心理医生都知道这一点。
对于MBA们所推崇的另外一种观点，我也不敢苟同。他们认为，CEO或者总经理的工作应当前后一致，易于被别人理解。我的观点正相反：你必须反复无常，让别人难以捉摸。一会儿认为某件事情值得去做，并把做这件事情的员工奉为天才。而第二天，你却把这件事贬得一钱不值，然后将这位员工骂个狗血淋头。只有这样，员工才会想尽一切方法讨好你。
那些所谓的管理大家们还告诉我们，要适当地赞扬和奖励。对此我也不认同。我的座右铭是永远不要表扬自己的部下。你一赞扬他们，他们便会认为自己与你一样聪明了。这样会很危险。你得设法使所有员工一直认为，你在任何方面都要胜过他们。要实现这一点，便需要通过不断的批评，并且是以最严厉的方式。
要使一个人的精神崩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解雇他。扔东西，大声斥责，骂他，然后解雇他。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暂时不解雇他，使他们误认为自己还有几天活头，然后等到他们完全放松之后，将他叫进自己的办公室解雇他。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恐惧文化的体现。
还有一种做法只能在极端情况下使用，那便是狂怒加耍泼皮。我指的是不停地咆哮和吼叫，像个3岁小孩儿一样在地上打滚，并且手舞足蹈。这一招在你遇上拒不执行命令的员工时特别奏效，原因是看到一个成人耍泼皮，任何人都会感到害怕，他们会想方设法使你停下来。这招儿真不错。
还有一种策略是基于神经语言学上的言谈技巧。开会时，听着某人的发言，我会不住地点头，看上去像是同意他所说的一切。然而，听着听着，我会突然站起来说：“不！不！这简直是愚蠢透顶！你没毛病吧？你小时候被人拿砖头砸了脑袋吗？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说的一切！”然后，我会大踏步走出会议室，将门重重地摔在身后。
另外一种做法发生在电梯里。当我在电梯里遇上苹果公司员工时，我会笑着向他们问好。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会紧张和害怕不已，一声也不敢出。我喜欢他们这样。但有时候的确会有人当着我的面谈话，并且是跟别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会等到电梯停到我那一层，电梯门缓缓打开时转身向他说：“刚才你所说的一切完全错误，你说的牛头不对马嘴。请你清理一下自己的办公桌，然后将徽章交到人力资源部。”
这会将他们吓傻，真的。
我曾经在几家商学院对我的这几项管理要诀做过讲解。对此，人们总是持反对态度。人们总是告诉我，采取恐吓和心理控制根本不是办法，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慈悲为怀，友善待人。上次斯坦福大学便出现了这一幕，一位教授教训起了我。很好，我恨透了教授。我说：“看看苹果公司吧，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我执掌公司以来。你们可以将现在的成功和我前任们的糟糕表现对比一下，将苹果公司与你们白手起家打造成数十亿美元帝国的公司对比一下。什么？你们没有公司？你们压根儿就没开过公司？你们从未当过CEO？哈，那好吧，那你是一名大学教师还是什么？好的，那么你可以闭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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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做美梦吧！
2006年7月4日，大雾。心情：短暂的轻松
一大早，我站在自家后院里，看着花园里的花。昨天晚上，来自太平洋的雾气越过层层山峦笼罩了过来。我站在雾里，身穿短裤和一件旧的里德学院的T恤。我面向东，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我聆听着自己的呼吸，感觉心脏的跳动以及脖子、手腕和脚踝处的脉搏。慢慢地，我抬起胳膊，开始迎接太阳的升起。如此，我便可以逐渐进入太极境界，全身心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不过，这天早上令我难以置信，我始终无法真正进入状态。
那是个令人难熬的周末。星期五，报纸上发布了我们雇用律师进行自我调查的消息。从那天起，媒体的报道便接连不断，不知道是谁走漏的消息。我不断与罗斯·齐姆、汤姆·博迪奇以及莫什·希什基尔（我们的安保部主管）通电话，希望能够查出是谁向媒体泄露了消息。我们一起查阅电话记录，搜索电子邮件，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但这一切都过去了，今天我终于能喘口气了，我觉得放松多了。今天我既没有读报，也没有看电视新闻，而是专注于恢复体力。早上8点钟我打完了太极，洗了个澡，吃了管家布里·奇恩为我准备的早餐。布里·奇恩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由圣克鲁斯山区的嬉皮士父母养大，小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我在面试她时问她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她服用过多少次迷幻药。“啊，我的天，”她说，“我不知道，但可能有好多次吧！我可能数都数不过来了！”她问我们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嗯，那么我是否可以不必穿商业正装呢？”
很不错。同时，她还留着我所喜欢的金发，身段迷人，看上去酷似《Blind Faith》的封面女郎。我每天早上洗澡时，都会把她作为思念的对象。我恨不得永远占有她，可每次我向她提出上床要求，她都会威胁说要告诉乔布斯太太，并且我还得给她涨工资。她现在的年薪已达到了万美元。我不知道离开她我们能够做什么。
在我离开时，我向她鞠了一躬，说：“我很珍惜你我二人契合的地方。”
“是的，”她说着，自顾低头洗刷着东西，“你就做美梦吧！”
然后我便来到苹果公司总部进行每周一次的高位结肠灌洗。是的，虽然放假，可我的日本灌肠师久曾须川却很愿意为我效劳。
“请握紧拳头，”久曾说，“不对，你需要放松。”
我们不断磨合着，最后我终于感到浑身轻松了。然后，我便驾驶赛格威滑行车来到了突击队营地。莫什·希什基尔在等着我。他原来是一名以色列军官，后来他的左脸受伤，留下了一道指头粗的疤痕。他的左眼也受了伤，看上去像个鸡蛋黄。
莫什向我介绍了一位叫做米克黑尔的俄罗斯人，他是来自我们Windows病毒制造小组的黑客。他个子很高，黑头发，几天没刮胡须，看上去似乎有些没睡醒。我们的“W*ecat行动”吸纳了几名世界上最好的病毒编程者，他们别的不做，只需一心编写破坏Windows操作系统的程序。我盘算着，如果微软果真想拷贝我们的东西和偷窃我们的想法，我们至少可以使他们的翻版无法正常运行。
但是，今天米克黑尔从事的却是另外一项工作，即寻找那名泄密者。
“我已经检查了苹果公司的邮件和电话系统，”他说，“没有发现问题。然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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