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西部小说

　　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 / 拴在那门外——那榆木的车上 / 善良心好的——我的妹妹哟 / 嫁到了山外——那遥远的地方 / 走过了一口——叫做“哈菜”的井哟 / 那井台上没有——水桶和水槽 / 路过了两家——当作“艾勒”的帐篷 / 那人家里没有——我思念的妹妹 / 向一个放羊的人打听音讯 / 他说，听说她运羊粪去了 / 朝一个牧牛的人询问消息/他说，听说她拾牛粪去了 / 我举目眺望那茫茫的四野呵 / 那长满“艾可”的山梁上有她的影子 / 黑骏马昂首飞奔哟，跑上那山梁 / 那熟识的绰约身影哟，却不是她。

　　这首古老的蒙古民歌在文本故事的诠释下，叙说的已不仅仅是一件哥哥找妹妹的事情，它已衍化成一个孜孜不倦追求人生理想的故事。民歌重述中凝聚着的作者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使这首平淡的民歌具有了荡气回肠的艺术魅力，它在小说中起到了点化意境和升华主题的作用。张承志利用那些民俗风物背后蕴涵的历史和文化意象，从深层沟通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取得了从内部拓展其作品容量的艺术效果。

　　翻开张承志的所有小说，我们也不难看到“夸父”的影子，看到这样一个形象：他步履匆匆，缄默而刚毅，为着自己的人格理想不惧怕任何艰险与困苦。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追寻，乐此不疲，百折不回。尽管在不同的作品中，“漂泊者”的环境、遭际大相径庭，但他一往无前的脚步却一直在讲述着曾经存在过、现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英雄梦。张承志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接续了夸父的精神志向，走着一条与夸父无异的人生之路。作家更为那些“道渴而死”的主人公洒下一腔热泪，寄寓了作家对夸父精神的怀念，传达着作家的“夸父情结”。

　　《北方的河》中的“我”，为了摆脱别人操纵的命运而奋起抗争，为了心中对北方的河流、山岳的热爱，立志考人文地理的研究生，并为此忍受了深重的压力，却始终顽强向前。《九座宫殿》中的韩三十八，虽然身处恶劣的环境，自己又拖着残疾的病体，仍然对生活抱有执著的热情，把自己的根硬是扎在了荒瘠的红胶土上。《金牧场》中的七个勇士，跋涉过沼泽、血河、火山，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为到达黄金牧场，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断了左手，伤痕累累，仍然执著向前，寻找着信念中的黄金牧场。他们犹如朝圣路上身心憔悴的穆斯林信徒，其精神长旅漫长而无尽，然而却一意孤行、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从张承志笔下行色匆匆却坚忍不拔的漂泊者身上，闪射出对于理想与信念的执著追寻的狂热，将信念的瞬间贯彻一生实践的勇决，为个人心中的精神家园所付出的最大限度的热情，为追求精神的超越不畏艰辛、不惜殒命的炽烈与赤诚，都无不使我们联想到神话中那个悲剧英雄——夸父。

　　综观作为中国当代地域文化小说最强劲一支的西部小说，从其形成创作气候之日起就放射出了独特的艺术光芒，给中国当代文坛送来了健康而持久的西部之风，这固然与国内读者文学审美的多样化需求分不开，但更与西部作家的创作自觉和艰苦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创作自觉主要表现在西部作家对西部地域文化之“地方性的基本内容”和“地方性表达”两个方面的把握上，从而使西部小说具有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也因而使西部小说在国内文坛具有了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地方性的基本内容”造就了西部小说“特殊的味”，“地方性表达”形成了西部小说鲜明的“特殊的色”。而“地方性的基本内容”从宏观视野上又可以区分为两部分：对西部自然地理环境的抒写和对西部风俗人情的摹写尤其是对西部人的文化性格的塑造。“地方性表达”则主要表现在西部小说雄浑苍凉的艺术格调的普遍及其对于西部地方性话语的大量使用上。也许西部小说尚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西部小说表现出的对地域文化的执著和坚持，对西部文化资源深处开掘的趋向，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地域文化小说乃至于整个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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