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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缘无故的焦虑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我反复对自己说：嘿，道格拉斯，振作起来。控制一下自己。于是我总算又振作起精神。我想那间演讲厅里没有人晓得情况有些不妙。可是，我就是无法驱除那种灾祸f临头的感觉。
我无法摆脱这种不祥的预感，因此回到匡蒂科以后，我找到人事部门，办理了预防残废事件的追加人寿保险和收入保障保险。我说不清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内心有一种朦胧而强烈的恐惧感。我已是疲惫不堪，体力消耗太多，为了应付压力大概饮酒也过量。我很难入睡，真进入梦乡时又经常被请求紧急援助的电话吵醒。当我重新入睡时，我会迫使自己去做与本案有关的梦，以期能获得灵感。现在回首往事，很容易看出眉目，但当时我则显得束手无策。
就在前往机场之前，出于某种缘故我在我太太帕姆任教的小学前停下了车，她的工作是为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讲授阅读课。我告诉了她有关额外保险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她忧心忡忡地问我。我当时头脑右侧痛得很厉害，她说我两眼布满血丝，表情怪怪的。
“我只是想在离开前把一切都告诉你。”我回答。当时我们有两个女儿：埃里卡八岁，劳伦三岁。
这次西雅图之行我带上了两名新特工，布莱恩·麦基尔韦恩和罗恩·沃克，让他们一道参与破案。我们当晚抵达西雅图，下榻于市中心的希尔顿饭店。打开行李包时，我发现只有一只黑皮鞋。要么我没有把另一只黑皮鞋放进包，要么不知怎么我在途中丢失了一只。原定次日上午我要在金县警察局讲课，不穿黑皮鞋肯定是不行的。我这人一向讲究穿着打扮，即便感到身心疲惫、压力重重，仍然念念不忘要有黑皮鞋才能配上西装。于是，我急匆匆地走出饭店，来到市中心商业街四处寻找，最后总算找到了一家尚在营业的鞋店，买到了一双称心如意的黑皮鞋。返回饭店时我愈发感到浑身疲惫不堪。
次日上午，也就是星期三上午，我为当地警察和一个办案小组讲了课，该小组由西雅图港的代表和两名应聘协助案件调查的当地心理学家组成。人人都对我所讲授的作案者侧写很感兴趣，例如作案人数是不是不止一个以及可能会是什么类型的人。我力图让他们接受的一点是，在此类案件中，作案者侧写并不都是如此重要。我非常肯定，最终会发现作案者是何种类型的人，不过也同样肯定，很可能会有许多人符合我的描述。
我告诉他们，在侦破这起仍在继续的循环谋杀案中，更为重要的是着手采取前摄①措施，警方和媒体通力合作，引诱凶手落网。例如，我建议警方可以举办一系列社区会议来“讨论”这些罪行。根据推断，我可以肯定凶手会出席一次或多次会议。我同时认为，这会有助于了解我们对付的凶手是否不止一人。我要警方试行的另一计谋是，对媒体宣布有人目击了其中一桩劫持案。我感觉这样做可能会促使凶手采取他自己的“前摄策略”，主动出来解释一番为什么他会在案发现场附近“无辜地”被人撞见。我最有把握的一点就是，不管这些凶杀案系何人所为，此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接着，我告诉小组如何去审讯涉案的嫌疑人，既包括那些自我暴露者，也包括在引人关注的大案中免不了会主动自首的许多不可救药的怪人。麦基尔韦恩、沃克和我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查看了几处弃尸地点，待到晚上回到饭店时，我已是精疲力竭。
①前摄，proactl‘ve，心理学术语，指回忆时先知材料较后知材料占优势。此处指利用心理暗示来诱使凶手落网。
我们在饭店酒吧饮酒，放松一下自己，我告诉布莱恩和罗恩，我感觉不大舒服。我依然头痛不已，心想有可能染上了流感，因此要他们第二天向当地警方掩盖一下我的病情。我以为只要第二天卧床休息就会好转的，于是互致晚安后，我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房门上，并告知两位同事星期五早上再与他们会合。
我只记得坐在床边宽衣时感到很难受。两位特工同事星期四回到了金县政府大楼，继续讲解我前一天概述过的策略。应我的要求，他们一整天没有打搅我，以便让我好好睡一觉把流感治好。
可是当星期五早上我没去吃早餐时，他们开始担心了。他们往我的房间打电话。电话没人接。他们来敲我的房门。没有人应答。
他们万分紧张地返回总台，向经理要了钥匙，回到楼上打开了门，却发现安全链是反扣上的。不过他们听到从房间里传来微弱的呻吟声。
他们踢开门冲了进去，发现我——用他们的话来讲——像青蛙一般趴在地上，衣服没有穿好，显然是想去抓电话。我身体左侧抽搐个不停，布莱恩说我当时“浑身滚烫”。
饭店打了电话给瑞典医院，医院立即派来了一辆救护车。与此同时，布莱恩和罗恩守在电话机旁与急救室保持联系，把我的一些关键数据告诉他们。体温是41．6度，脉搏220下。我的身体左侧已瘫痪，上了救护车还不断在抽搐。根据医生的检查报告所述，我的眼睛像玩具娃娃一样：两眼睁大，目光呆滞茫然。
一进医院，医生立即对我进行了冰敷处理，并大剂量静脉注射了苯巴比妥鲁米那镇静剂，以力图控制抽搐发作。医生告诉布莱恩和罗恩，给我注射的镇静剂剂量足以让整个西雅图的市民昏睡过去。
医生还告诉两位特工，尽管大家尽了最大努力，我可能还是会一命呜呼。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显示，我的右脑因高烧而破裂，且已有颅内出血。
“用外行人的话来说，”医生告诉他俩，“他的大脑已经炸成了碎片。”
当时是1983年12月2日。我新办的保险已于前一天开始生效。
我的科长罗杰·迪普到帕姆任教的学校当面告诉了她这个坏消息。随后，帕姆和我父亲杰克飞到西雅图来陪伴我，两个女儿则留给了我的母亲多洛里丝照料。联邦调查局西雅图工作站的两位特工里克·马瑟斯和约翰·拜纳到机场去迎接他们，把他们直接带到了医院。他们此刻才知道情况有多么危急。医生让帕姆对我的死亡有所准备，并且告诉她，即使我活了下来，也可能双目失明或成为植物人。身为天主教教徒的帕姆请来了一位神父替我做临终圣礼，可是当神父得知我是一位长老会教徒时，便不情愿替我祈祷了。布莱恩和罗恩对他略施计谋，找到了另一位无此顾虑的神父。他们请他来做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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