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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与西部小说

时间:2013-11-21 10:02:35  来源:  作者:赵学勇 王贵禄
  中国西部的地理环境,作为西部人世世代代生活的栖息地,构筑了西部人独特的生命寄托和精神寄托,而西部久远的历史演进与社会变迁,亦渐次形成了西部人特有的地域文化心理结构。
  西部在地理环境上的诸多因素,不但影响着经济和行政的区划,影响着西部人的各种生命活动,更在意识形态文化和无意识文化心理上呈示出来,在西部人认知世界、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活动中造就了有异于其他地域的独特风貌。而西部辽阔的幅员、恶劣的生态和艰难的生存条件,对人的精神系统又构成一种地老天荒的营养,世世代代在险恶的自然环境和频仍的社会灾害中搏斗,使西部人在多舛的命运中锻造了坚韧的性格。这种性格,有时表现为含蓄内忍,有时表现为达观自信,且都闪射出凝重的忧患意识的光彩,它促使西部人确认自己的社会责任。个人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显出的微不足道,使群体力量成为维持生存的支柱,使人们互助互爱的需求更为迫切,内向的团队凝聚精神成为传统。与大自然更密切更深刻的直接交流,又使西部人对大自然的各种精神内涵有着更强的领悟和感应能力。大自然对人精神上的直接启悟,又铸就了西部社会心理的纯洁质朴,以致多情重义、古道热肠、坦诚率真、伦理重于功利、道德超越历史,成为西部文化心理的一大特色。凡此种种,也养成了西部人浓重的社区意识、地域意识和宗法意识。这种心理意识使西部人的观念文化和自然经济、农耕文化相适应,促成了西部人安分知足、注重经验、依恋权威、重土思家、怕冒风险等观念特质。这种心理意识和观念文化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曾得以充分的张扬,但在当下现代化的经济大潮中则显得相去甚远。西部很多地区的经济活动至今还主要依赖于农业,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感格外强烈,农耕文化的延续力和生命力更强。
  西部的地域文化环境为西部作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西部作家亦珍视这历史性存在的地域风情、文化积淀和人文内涵。诚如西部作家所言:“西部未来的文学不仅应该而且可能对中国未来的文学做出特殊的重大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一定表现在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作家、作品对其他地区而言有多么的出类拔萃,而是以西部独特的地理地貌、民情民俗、历史和现实、自然和人、生和死、理想和幻想、成功和毁灭、痛苦和欢乐、卑污和崇高作了审美化的提供和丰富。”[2]
  美国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加兰曾在世纪之交这样预言美国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前景:“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反映出来了——这些小说将在地方色彩的基础上,反映出那些悲剧和喜剧,我们的整个国家是它的背景,在国内这些不健全的、但是引起文学极大兴趣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注:加兰:《破碎的偶像》,转引自丁帆《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简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第44-50页。)加兰100多年前所描述的美国社会景象,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当今的社会文化景观相似,更与西部小说的发展趋向不谋而合。西部那种业已凝固的精神文化结构终将被城市化进程中衍生且日渐骚动起来的反文化因子所摧毁,而各种人文因素——西部群落、居所、风俗、宗教文化等亦面临着崩溃、裂变的过程。终有一天,由其所构成的新的地域文化风景线,将在西部全面展开,到那个时候,西部小说所描述的自然景观和乡村文化景观也将成为人们永恒的文学记忆。
  二、西部作家眼中的自然景观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阐述了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对文学的影响,梁氏所注重的是“气概”和“情怀”的南北之别而形成的创作内容的迥异,对我们把握西部小说的写作趋向是有所提示的:“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膳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影响特甚焉。”有论者也曾从相当的高度上指出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应该把握出如下要点:“地方文学的地方永久性,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间接体现为人文基础的历史性,即进行人文地理开拓,来提供必要的人文资源根基以促进区域文学的形成;另一方面间接体现为民族特征的体系性,即进行民族语言的发展,来提供必要的语言表达符号以推动区域文学的出现。从人文资源根基到语言表达符号,都有着地方性的基本内容,表现为人文性的语言运用所产生的群体影响作用。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地方文学是一种地方性的区域文学现象,因而从地方文学到区域文学的现象性存在,实质上取决于民族国家在特定环境之中文化发展的地方性表达。”[3]这个判断的关键论点有两个,就是“地方性的基本内容”和“地方性表达”,而返观西部小说的创作实际,我们也不难发现,西部作家一直致力于这两个方面的实践。
  西部作家对“地方性的基本内容”和“地方性表达”的理解是深刻的,他们对地理环境有着天然的感受力和敏锐的观察力,特别是对西部自然景观、气候、风物、建筑、环境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西部小说的美学表现力,从而构成了西部小说不可或缺的美学特征。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小说家的是,西部作家常常把自然世界描写的铺张扬厉极尽奢侈,他们有时甚至把自然景物作为重心和主体,置于人物故事之上。在西部作家的心目中,大自然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创作母题:它是一切生命的根,是民族的摇篮,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他们喷涌如柱的艺术之泉。西部作家所描述的雄阔壮观的自然景观中,渗透着多方面的人文内涵。西部小说的全面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而从国内的形势看,这个时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刚从历史的噩梦中醒来并经受着现实创伤剧痛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渴望腾飞的民族。西部戈壁烈日的苍劲、草原风暴的肆虐、大漠呼啸的狂野、高原寂寥的博大、巨川大河的荡涤,无不呈现出力量被压抑但又集聚爆发出冲破挤压的一往无前的自信感,而与我们民族的现实文化心理和潜意识文化心理具有了异质同构性,因而能够震撼我们民族的视听,极大地引发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共鸣。西部待开发的地理环境,崇高、荒芜、辽远、原始、浩大,远离文明社会,这又给文明社会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当我们两相比照来思考现实问题时,现实与历史、文明与蛮荒、人类与自然就渗透交融到一起了。原始而又古朴的西部自然,给身处文明社区的人们带来的是一种沉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又促使我们民族在推进文明进程的时候不断返观自身,并从中获得迫切需要的西部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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